韩寿生去北郊区挂职锻炼走后，接替他任综合四处处长的是原综合三处副处长林大勇，他虽身材瘦小，但精明干练。其实张副市长起用林大勇用意很深。政府快换届了，林大勇的母亲曾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后升任东州市委副书记、东州市人大主任，虽然离休多年，但德高望重。如果张副市长与林大勇“感情深厚”，老主任一定会心里有数。真正的政治，应该更多地体现在这些微妙之处。我与林大勇一见如故，特别投缘，再也没有与韩寿生配合时的难处。
张副市长虽然在北京学习，但是主管的工作并没有交接，据说荣市长不同意全脱产。我只好一周飞一趟北京。平时我在东州市时，张副市长几乎天天都与我通电话，问《东州日报》登了些什么，各位领导都忙些什么，分管的工作有什么事情。我只好找到市邮局局长，请他们每天将东州市的日报、晚报及清江省的日报、晚报给张副市长特快邮递到中央党校，这样头一天邮第二天就能到。看地方报的问题就这么解决了。
由于工作没有交接，张副市长几乎每个周末都要飞回东州市处理工作，每回来一次都要开一次市长办公会。我只好在北京与东州之间来回接送。我给自己开玩笑，说自己是打飞的。
最有意思的是，张副市长每来回一趟，都会有一堆人接送。一快到周末，一些局长、主任、区长、县长就打电话向我探口风，有叫老弟的，有叫雷秘书的，还有称雷处长的，打探张副市长什么时候回来，几点的航班，云云。由于张副市长不喜欢那么多人接进，弄得我十分为难，但无论怎样封锁消息，每次接送都不少于五六十人，多时甚至有上百人。每到此时，我就想起《圣经》摩西用手杖分开红海的情景。按理来说，接送张副市长只要通知秘书一处就行，由秘书一处安排谁接谁送，但秘书一处根本控制不了局面。弄得张副市长每回来或每次走，都要在机场贵宾室办一次公，跟开市长办公会一样！另外，东州机场值班经理室的经理们也不一般，与政府的头头脑脑熟得不得了，每次张副市长回来或走，即使不通知秘书一处安排，也是要通知机场值班经理室的，这边电话刚过去，那边不知已经通知多少哥儿们了。
张副市长所在的青干班一共有学员一百六十八人，都是四十五岁以下的少壮派正厅级干部，入学考试张副市长考了八十九分，全班成绩最低的是二十多分。知道成绩后，张副市长兴高采烈地打电话告诉我，他考了全班第一，那口气就像个刚刚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高中生。
张副市长太要强，凡事都要争个第一，从来不服输。这一点在我看来是搞政治的大忌，但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我当秘书的时间还短，并不敢提示他，更不敢指手画脚。
张副市长去北京学习后，综合四处闲了下来。下午无事，林大勇来到我的办公室。自从他就任综合明处处长以后，没事就来我的办公室坐坐，起初我以为张副市长不在家，林大勇无非是找我闲聊。来了几次后，我在闲聊中发现，林大勇是希望通过和我闲聊，多了解张副市长。我在综合四处工作多年，深知理解领导意图的重要性，看来林大勇工作上是遇上难事了，对于像他这样的综合处处长来说，最大的窘事就是跟不上领导思路。
于是，我单刀直入地问：“大勇，你说实话，任综合四处处长还习惯吗？”
“雷默，当着真人不说假话，”林大勇见我看透了他的心思，毫不避讳地说，“韩寿生走的时候什么也没和我交接，综合四处的活儿我到现在也接不上茬，对张市长工作风格、特点还不熟悉，搞得我很被动。”
“大勇，”我纳闷地问，“你是张市长亲自选定的处长，凭你们之间的感情，你怎么会对他一点都不熟悉呢？”
张副市长每次见到林大勇就像见到小老弟一样，其实林大勇比张副市长只小两岁，两个人给人的印象是无话不谈，原来这里面有很大的表演成分，玩政治是需要魔术技巧的，我暗自佩服张副市长对魔术无师自通的悟性。
“工作和感情是两码事，”林人勇直言不讳地说，“我到办公厅就在综合三处工作，根本没离开过文教口，不瞒你说，雷默，我对城建工作是个外行啊！”
“大勇，你找我算找对人了，”我见林大勇说得真诚，便动了恻隐之心，真诚地说，“我给你一套材料，保准儿你马上进入角色。”
“真的？”林大勇将信将疑地问。
我卖关子地笑了笑，从文件柜中取出一大摞材料说：“大勇，这套材料是我收集的，包括张市长任副市长以来的所有的讲话、会议纪要、理论文章、新闻报道，一共十二本，你看完以后，以前的工作你就衔接上了，而且，你可以从这些材料中了解张市长工作风格和特点。”
“雷默，”林大勇如获至宝地说：“你真是雪中送炭啊，张市长选你做秘书真是慧眼独具，不过，以你的才能做秘书有点委屈你了。”
“我倒觉得做秘书以来长了不少见识，情商指数明显提高。”我谦逊地笑着说。
林大勇递给我一支烟，我们互相点了火，他深吸着烟说：“从政是需要高情商的，有人说一个人成功与否，百分之八十取决于情商，百分之二十取决于智商。”
“我同意你的观点，”我附和着说，“一个成功的人应该是人情练达的人，自身的情绪要妥善管理，人际关系也要妥善管理。”
“雷默，”林大勇深沉地说，“只是官场上的人情过于练达了，有些人就好像蚊子，不停地寻找目标叮咬，防不胜防，既盯着人咬，也被咬，官本位这种流行病跟大脑炎差不多，就是这样扩散的。”
我暗白惊诧林大勇的深刻，大有众人皆醉，唯吾独醒的无奈。
“对官本位的崇拜的确像一种疾病，而且会传染，不过你知道这种传染病的温床在哪里吗？”我用探讨的语气问。
“在哪里。”林大勇颇感兴趣地问。
我指了指心脏，“在人的心里。”
“深刻，”林大勇赞赏道，“雷默，你知道中国为什么把衙门称为庙堂吗？”
我摇了摇头，笑而不答。
“庙堂是信徒们顶礼膜拜的地方，官员如果是信徒，顶礼膜拜的就是权力，百姓如果是信徒，顶礼膜拜的就是官员，从古到今在很多中国人心中，最神圣的地方就是庙堂，庙堂在许多人心目中早就成了教堂。”
“大勇，”我赞赏地说，“你这个比喻得好。
林大勇哈哈大笑，“雷默，我们这些谬论要是被张市长听到了，一定大发雷霆！不过，有件事你应该提醒一下张市长。”
“什么事？”我警觉地问。
林大勇本能地压低声音说：“韩寿生到北郊区任副区长挂职锻炼，从办公厅带走一部奥迪轿车，车号还挺小，知道的是他坐，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市领导呢。这件事在北郊区和办公厅影响很不好，有损张市长形象。”
我听后轻蔑地笑了笑说：“韩寿生就喜欢做这些拉大旗做虎皮的事，仗着给张市长当过秘书孤假虎威，他永远也不懂，狐是永远也成不了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