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后传来崔文学的声音：“在我面前摆什么官架子？我是地区酒厂的厂长，也是正县级干部，下到县里也是县委书记，一个县委书记有什么可牛的。”
周胜利装作没有听见。
“周书记，你等等。”
桃子从屋里追了出来，拦在周胜利前面。
因为着急的缘故，她高耸的胸脯剧烈地起伏着。缓了一口气，她才开口说道：“我爸这两年听到的表扬和夸奖声太多了，人有些飘，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周书记您千万别生气。”
周胜利说道：“小崔同志你放心，我不会带着气工作，那样会影响我的思路。我也不会因工作上的争执与你爸产生个人恩怨。
你最好等着你爸心平气和的时候与他算算帐，八个酒厂一年数亿元的利税搅合在一起，出现问题不好查找原因，出现漏洞他没有那么多资产补偿。”
桃子点着头说了声：“谢谢提醒。我爸这边有什么转变我给你办公室打电话。”
周胜利在回办公室的路上给夏文飞去了个电话，把在酒厂与崔文学交涉谈崩了的过程说了一遍，最后说：“到了县里我去你办公室。”
夏文飞说：“我料定是这个结果。按规矩来，我去你办公室。”
周胜利刚进自己的办公室，还没有等到夏文飞，先接到了来自地区经委的电话。
打电话的人很气的自报家门：“周主任你好，咱们没有见过面。我是地区经委主任高自堂。”
周胜利最高的职务是地区人大工委副主任，营川县以外的人喊他主任显得尊重。
周胜利也气地回道：“高主任好，我刚到营川县工作，还没有来得及拜访地区各部门领导，倒让您先给我打电话，感谢了。”
高自堂说：“电话上气话不多说了，有件事我想与领导沟通。”
周胜利说：“请讲。”
高自堂道：“营川县酒厂的崔文学厂长刚才给我来电话，说领导您亲自带人去厂里查他，对厂的内部管理横加指责，他申请辞职。”
周胜利道：“我已经同意了。”
“周主任，您去了营川这段时间也知道，营川的经济发展滞后，县酒厂是全县规模最大的县属国营工业企业，今年全县的生产指标指望着这个厂完成，不能让他走了。”
高自堂听到周胜利说他同意了崔文学的申请，十分着急的说。
周胜利笑道：“他不想放手营川县酒厂。高主任你仔细想，他当面向我提出辞职，我当场答应。他如果真想放手还给你去电话吗？”
高仁堂经他提醒后说道：“你这么说是有道理，我听他说辞职心里着急，没往多处想，我不打扰领导了。”
放下电话，夏文飞进屋，坐下后又重复了先前那句话：
“我知道以崔文学那股子霸道劲，你与他准谈崩。酒厂税收占全县年度税收总额的五分之一，我们现在全县欠干部职工四个月的工资，酒厂的经营出现问题，干部职工的工资拖欠理多。”
周胜利说：“咱们两个想到一块去了，我也担心酒厂出现问题影响税收，所以才早采取措施。
我听说夏县长分管过工业，你说崔文学在全省承包的八个酒厂的帐目混在一起，连续收了两天的红薯干供应外厂，打的都是盖着营川县酒厂公章的欠条，将来这钱还不是得营川酒厂支付？我是担心他在经营过程中哪一环节出现问题，这高昂的学费得我们支付。”
夏文飞伸手扶了扶他右边的眼镜框，说：“这件事的后果是挺严重，我们有些骑虎难下，中止他的承包可能经济上损失要小，但是舆论上的压力小不了，以目前上面的改革决心，我们一旦落得个保守派的名声，成为媒体批评的靶子，工作成绩再大也难以向前迈步。”
他像许多官场上的人一样，干一件事之前想的最多的是这样做是不是会影响自己进步。
追求上进是人的基本诉求，周胜利不能说他做得不对，也不好用维护群众利益这类的话开导他，退而求次之，“这件事我出面，所有责任我担着，一旦我被停职或调出，还有你主持大局。”
夏文飞也没有表示出自己的意见，其实就是认可了周胜利的说法。
仕途路上不乏他这样的人，可能同享荣誉，但不可同担责任。
夏文飞走了不多一会，周胜利面前的红色电话机响铃。
这部电话不显示码，但却是领导干部之间的内部电话。
周胜利刚连忙拿起了电话，那边传来一个威严的男子声音：“你是营川县委书记周胜利吗？”
周胜利答道：“我是周胜利。”
那边说：“我是省政府，王省長与你讲话。”
很快电话里付出了一个沧桑的男中音：“我是王峻岭。”
“王省長您好。”
申公镇蒜苔事件的时候周胜利为了保护他被打受伤，并且参加了他主持召开的处理蒜苔事件总结会，对这位老人印象很深。
“小周呀，我没想到你竟然折腾到林冈地区。”
周胜利说：“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刚来才一周。”
“才一周你就折腾出这么大的动静，告状都告到我这里了。”
周胜利分析有可能是崔文学找省長告诉了，但仍然装作不明白，“省長，我过来后还在熟悉情况，没干什么事呀。”
“你别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
王峻岭一语揭穿他：“你是个聪明人，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事情。你老实告诉我，究竟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的，省長。”
周胜利不再装了，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地讲了一遍，然后说：“对实行承包经营的企业我们政府不知道如何管，存在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企业承包人也没有经验，出现了两种极端：
一种是把国营和大集体企业当成个人企业来管，在帐务上企业与承包人混淆不清，一人承包多个企业的企业与企业之间帐务不清；再一种是混淆国营企业与国家政府之间的概念，行施企业所不具备行施资格的职权。”
“说具体一点。”
王峻岭说道。
“就说我在营川县酒厂发现的问题吧。”
周胜利说：“我今天路过酒厂时发现他们收购红薯干时不给现金，全部打了白条，欠条上盖着我们营川县酒厂的公章，了解过程发现工厂擅自派人到县与县之间的路口查外外运粮食，我因为问得多了被他们关进了厂里的小黑屋。
我与那位改革家崔文学厂长交谈时了解到，在他的意识里，他承包的八个厂之间没有成本、利润上的界定。
作为营川县的领导，我不能让营川酒厂承担别的酒厂的生产成本，也不能眼看着一个工厂行使行政、司法单位的执法权而不过问。
所以我通知有关部门现场办公，也面对面指出了崔文学的做法是错误的。
我觉得崔文学身上存在的问题在别的承包企业中也不同程度存在，让有关部门通过现场办公，发现县委县政府管理上的缺失，采取改进措施——当然对企业的具体经营管理不加干涉。
我目前想到的是对承包企业实行主管会计委派，企业保卫干部双重任命和双重管理。”
王峻岭问：“崔文学是国内有些名气的改革家，你们与他交流要注意方式方法，他对你的观点是什么态度？”
周胜利说：“他提出辞职，我同意了。”
王峻岭提高声音责问：“你为什么要同意？你知道一个改革家中途退出承包所产生的巨大负面影响吗？你知道全国人民如何看待我们东蒙省的改革吗？你知道这对你个人的进步影响有多大吗？”
连续三个发问就像重锤敲打在周胜利的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