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民读书社被学生家长发现不良读物予以举报的风波，在宁卫民接手之后就这么结束了。
宁卫民“短平快”的处理方式堪称“危机公关”的经典案例。
尽管付出了一定的经济代价，但凭借着充满诚意的认错态度，及时到位的整改措施，他成功打动了当事人的家长和善良的京城百姓，重新获得了社会舆论的支持和信任。
在此之后，慧民读书社不但依然屹立前行，而且其声誉还更上一层楼。
正是凭借口口相传的力量，打造出了赞誉如花的口碑盛宴。
甚至就连最初付出的经济代价，后来也让宁卫民通过贩卖电影原声磁带和扩充新会员的方式弥补了。
从商业的角度来说，就相当于仅仅花了四万块钱，就做了一场轰动整个京城的广告。
这简直就是天下无敌神仙操作，绝对值得每一个华夏商人去好好琢磨琢磨的，也足够让张士慧这小子躲在被窝里偷偷乐，终于能够放下心中的担子，好好睡个安生觉的了。
只可惜，宁卫民可没有这样的福气，解决了这件事，他别说没能好好松口气了。
甚至做为能者多劳的典范，他又不得不马上投入到另一场挽回舆论的战斗中去。
而这一次，他救的也不再是企业了，而是人。
怎么回事啊？
敢情最近回到京城之后，因为太忙了，一直就没得闲。
宁卫民基本就没什么时间看报纸，偶尔翻翻，也就是一下大报的头版二版，了解一下国家层面的政策动向。
对地方新闻和社会新闻了解不多。
直到读书社出了这件事，宁卫民不得不出手解决问题，需要了解情况。
他才认真地看了两天《京城晚报》、《京城日本》和《青年报》这些地方性的报纸。
结果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他这才发现自己麾下的两个明星——张嫱和斐翔居然也陷入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尴尬处境。
在报纸上被社会舆论刻意针对，有人含沙射影，更有人口诛笔伐。
企业的声誉重要，明星的名誉也同样重要，宁卫民当然不可能无动于衷，坐视不理。
哪怕张嫱和斐翔他们两个人自己还没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可宁卫民却非常的重视。
于是乎，他把慧民读书社的问题一解决，也顾不上其他事儿了，赶紧询问他们详情。
这不问不知道一问才知道，他们两个个个都是倒霉催的。
先说这张嫱。
1986年，她因为磁带太过畅销，两张专辑销量在内地逼近两千万盘，创造了惊人的记录。
不但作为首位华人歌手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还与惠特尼·休斯顿，珍妮佛·拉什，邓丽君等六位歌手一同列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女歌手之一。
而从此，她更是获得了许多外国媒体的。
采访她的人除了国内的媒体还有像《南华早报》、《桥》杂志这样的境外报刊。
这让张嫱成了国内一个红的很特殊的歌星，虽然还没有一首歌是原创歌曲，但名声却走出了国门，名气大得传到了欧美世界。
但是，这些外媒可不都是好人。
1987年年初的时候，有个包藏祸心的英国女记者找到了张嫱母亲提出采访要求。
当时张嫱母女也没多想就答应了。
结果就是这个女记者放着张嫱在方庄买下来的三居室不拍，非要到他们母女当初住过的小平房去拍照片，借口是想了解张嫱的全部成长经历。
然后去了之后，英国女记者就专挑简陋和破败的地方拍照，甚至给了院口的垃圾堆一个大特写。
而就在这次采访过后，没多久，就有人告诉张嫱说港城那边出现了特别夸张的不实报道。
那个英国女记者太损了，居然在港城报刊上说张嫱的因为个人音乐形式太前卫，完全与当时的主流艺术相悖，因此遭到了内地文化部门的打压。
导致张嫱失去了大部分的演出机会，生活处境极具恶化，如今的生活贫苦不堪。
说白了，这就是拿张嫱故意造谣，恶意抹黑内地文化氛围啊。
张嫱母女发现自己被坑后，都被气坏了。
可问题是，那英国娘们儿都跑到港城去了，她们又怎么可能再找她算账呢？
就这样，尽管被黑了一道，可她们不忍也得忍，只能黑不提白不提了。
唯一能做的，就是吃一堑长一智，从此拒绝所有外媒的采访，生怕再上这种恶当。
可问题是，如今已经不是过去了，内地对外交流日益频繁，连张嫱都能很快收到别人的善意提醒。
那既然出了这种事儿，消息是阻挡不住的，早晚回传到内地来。
于是很快，她就真的成了国内上了黑名单的人了。
听说这件事的人，或看过这篇报道的人，都以为她崇洋媚外，那些报道都是她自己对外媒故意歪曲事实，抹黑自己祖国的表现。
就这样，各种纷扰和压力纷纭而至，一些报纸开始对其口诛笔伐，做不点名的批评。
民间也开始有人流传此事，还以讹传讹编造出了更多张嫱“崇洋媚外”的事。
也不知道文化主管部门有没有过问此事，反正除了能够在陈培斯的喜剧中继续扮演二子的妹妹三丫这个角色之外，很快没有人敢再轻易邀请张嫱演出了。
她的表演机会和曝光度开始锐减，晚会邀请和采访要求瞬间消失，居然又回到了过去与主流媒体无缘的那种状态。
而这一年张嫱才十八岁，她的母亲也完全没有应对这种情况的经验。
她们还在单纯的把改变厄运的希望寄托在“清者自清”，总以为只要自己是清白的，这种事儿早晚水落石出。
哪怕是宁卫民回来了，也因为他们知道他要结婚了，一定很忙，没好意思去告诉他。
直至宁卫民自己主动找上门来，这件事他们才做了沟通，张嫱母女才终于有了可以敞开心扉，诉说冤枉的对象。
至于斐翔要和张嫱比起来，其实他还要更倒霉一点，也更糊涂一点。
说他倒霉的是因为他遭受的更是无妄之灾。
1987年的春晚，斐翔以混血儿的帅气姿态出现在晚会的舞台，他边跳边唱演绎的《冬天里的一把火》，这首歌的确让他一夜之间，火遍了全国。
然而随后，到了这一年的五月，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的爆发，却有人因此把他和这件事强行联系在了一起，冠以“大兴安岭是被斐翔点燃”之说。
一开始或许只是一种调侃，但这股谣言之风随着火灾的蔓延越刮越烈，最终演变成一种许多人都在内心里隐隐认可的歪理邪说。
虽然大兴安岭的大火熊熊燃烧了二十八天之后终于被扑灭。
事后专家也认定火灾的共有五处，均是人为原因造成的。
但依然有人怪罪于斐翔，认为他这个人就是灾星，导致了这一年特大自然灾害的发生。
这种言论毫无疑问就是妖言惑众，封建迷信。
但偏偏在这个年头还大有市场，特别是在民间特别盛行。
这些话传到了斐翔的耳朵里不免让他哭笑不得，不知该如何是好。
要说斐翔糊涂，就是因为他并不懂得人言可畏，三人成虎的可怕，此时还把这种消息当成无关紧要的流言蜚语。
他居然还想着既然如此，那我不如就唱一首带水的歌《三月里的小雨》来平息这样的言论，给全国人民道歉。
这件事让宁卫民知道后，差点没气吐血。
忍不住直言不讳，当面就说，“这种事儿不是开玩笑的事！你还真胆儿大啊！自然灾害不只是火灾，华夏国土又那么大。你就不想想，唱了这首歌，万一哪儿再起水灾，你又该怎么办？到时候你就是再冤枉，想择清自己也不可能了。你可别忘了，咱们华人是最介意吉利不吉利这种事儿的，真被人把你和灾难联系在一起，别说内地你不好混了，往后你就是在海外也别想获得华人的好感了。”
这话一说，费翔才变了颜色，终于意识到到自己的冒失了。
总之，这种事儿不是开玩笑的，必须得赶紧采取措施洗白，给两个明星正名。
饶是张嫱和斐翔两个人一个年少，一个无知，都不晓得其中的利害，但宁卫民是懂得的。
于是没办法，还是得他亲自出手，替他们擦干净，尽尽经纪人的义务。
宁卫民正好因为慧民读书社的事儿跟《京城晚报》和《青年报》的记者打起了交道，他索性不劳二主又把两家报纸的记者招来，请他们给张嫱和斐翔做了专访。
专访的主要内容，除了披露他们即将参加拍摄雾制片厂的第二部中日合拍电影《摘金奇缘》的消息之外，就是把社会上相关他们的谣言一一做了澄清。
不但详细解释了这些谣言不为人知的内情，说明了两个人各自受到的委屈和苦衷，表达了他们两人都因为这些谣言受到的困扰和影响。
更让他们借着专访的机会，给喜欢他们的歌迷和影迷道了欠。
而且除此之外，宁卫民还像解决读书社的问题一样用了破财免灾的办法，他替两个人出钱为大兴安岭的火灾的善后工作捐了款。
此时拿出捐款的证明给记者拍照，张嫱的名义捐了十五万，斐翔捐了二十万，他们对记者声称，希望这些钱能在大兴安岭遭受火灾的地方，多种些树。
越发显得他们两个人成了道德上无可挑剔，饱受冤枉的两朵白莲花。
冤枉的很，也可爱得很。
于是当这样的报道见诸报端后，张嫱和斐翔的声誉便迅速有了转机，民间的舆论风向开始转变。
这还不算，不久之后，借助松本庆子的《李香兰》在京首映式的机会，宁卫民还请全国性最有观众缘的电影杂志《大众电影》的记者，也给张嫱和斐翔照样来了这么一篇报道。
相关采访内容和大照片就发表在《李香兰》的电影彩页后面。
此后，经过这一系列的组合拳套路，他们的人设这才算是完全立住了，让一切不利于他们的言论就此偃旗息鼓。
有意思的是，经过《大众电影》的辟谣之后，虽然让张嫱和斐翔从饱受困扰的中伤和谣言迅速解脱出来，演出机会和采访机会又多起来。
但是还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作用，这却是让宁卫民在事前没有想到的。
那就是老百姓们看到了张嫱和斐翔的“大方”之后，又忍不住议论起来——像大兴安岭这样的事儿，为什么只有他们两个明星肯捐款，其他的明星也不会比他们挣多少啊，难道就装聋作哑?
于是乎，演艺圈的那些风头正劲者和走穴最频繁者，普遍遭了秧。
除了刘晓芩这个“惯犯”之外，受牵连和连累的，还有因“西北风”走红的新一代歌唱演员们，和众多的相声演员们。
他们都遭到了人民群众的质疑，谁让他们挣钱没够，最近就他们蹦跶的欢实啊。
道德绑架的误伤在所难免，而且还是大范围的群体伤害。
不过，这就不是宁卫民操心的事儿了。
只要张嫱和斐翔置身事外，不再成为众矢之的，别的，宁卫民根本不在乎。
更别说那些人未必就无辜。
演艺圈是最能争风吃醋，背后下黑手的行业。
有关张嫱和斐翔的谣言，天知道怎么传播的那么快，那么煞有其事的。
要说这其中没有人为的因素，没有人在故意推波助澜，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就让这帮人自求多福吧。
宁卫民完全不必抱歉，一点也不用不安。
但是，他也得承认，像他这么接连不断的出手，也是有副作用的，对他自己也未必就有什么好处。
这不，见他闹腾的太欢，一直他回来还没来得及拜见的霍司长派人召唤他了。
见面就一通臭批，毫不气地痛斥他几大罪状。
第一，越过自己，私自和电影行业达成重大合作事项，而且谈成了居然还不告诉自己一声，竟然让自己蒙在鼓里长达半月之久。也太目中无人了！
第二，贪多嚼不烂，干什么都不专心。
一会儿搞饮食，一会儿搞影视，一会儿去扶植农业，一会儿搞公益性读书社。
虽然都是好事，可完全没有章法。
完全就是稀里糊涂一把抓，如此岂能成事？他兼顾得了吗？
第三，个人财产数量成疑。
霍司长表示自己就不明白了，他才出国几年，怎么就那么有钱，回来四处撒钱投资呢？
正经事上也就算了，为了给两个明星正名，居然也舍得花几十万。
拍一部电影就要花二十亿円？
这都够共和国几大制片厂全年的拍片预算了。
由不得要问问他，到底在日本有多少钱，在国外都过得什么日子。
最后，最关键的一条，是他都要结婚了，请帖怎么迟迟还不送来？
是不是自己不请他来，他就把这事儿给忘了？
而面对霍延平如此不留情面，犹如暴风骤雨的斥责和质问，宁卫民瞬间领会了核心精神。
忙归忙，虽然情有可缘，可自己好像确实有点把领导不当回事了，这才是领导不高兴的主要原因。
于是没办法，也只有俯首帖耳，赶紧自我检讨，耐心解释说，自己其实是想做出一些成绩再跟领导来汇报。
可没成想，后面又发生了种种意外，都是必须火速处理的紧急事态，实在不是有意怠慢。
说完，就奉上早就准备好的礼物和结婚请柬，如此，霍延平才终于有了点好颜色。
后面的事儿正如宁卫民所料，霍延平没有揪住那些问题斤斤计较，必须都让他给出合理的解释，无非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就是吓吓他罢了。
但是，霍延平也没就这么轻易饶了他，让他舒服过关。
而是代表国家电视台向他提出了一个更让他为难，他压根没有把握能做到的请求，甚至带有了一定特别的意味。
霍延平说，既然他都能让邓丽君当雾制片厂下一步电影的主角，那么他能不能去说服邓丽君，邀请其来参加国家电视台1988年的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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