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第一次邮票牛市的时间周期，大概是从1984年1月开始，到1985年的5月终结。
差不多持续了一年半。
所以波及范围很广，参与者众多。
这次熊猫小型张突如其来的增发消息所引发的暴跌，也并不只京城一地遭殃，而是全国范围的。
其他各大中小城市也受到了影响，邮市行情同样开始走上了下坡路。
而且由于各地行情都以京城为晴雨表，从地理位置上来讲，首当其冲遭遇冲击的，当然就是距离京城最近的津门。
说实话，头几天皮尔卡顿的几个高管在津门兜售整版鼠票的经历实在不愉快。
他们一到这儿，先是被市场门口的蘑菇队给缠上了，磨走了不少货。
随后进入市场，找到的交易方就没有一家实力雄厚，能买两千版以上的，给的价钱又苛刻，一家比一家低。
他们不得不耽搁了好几天，而且被对方狠狠宰了一刀。
可同样因此，也导致炒作需要的“量”被分散到许多人手里，津门并没有形成一家独大的庄家。
所以在鼠票的抛售上，津门市场不但散乱，没有组织性，而且还争先恐后，特别着急。
要知道，津门人自己都说自己“津门人就是欠管，竟有些害群之马，一条鱼搅得一锅腥”。
这句话反应出的就是津门人身上的那么点小毛病。
好不容易有了个饭碗吧，往往不等喂饱肚皮，就一定有人出来在暗中狠砸。
没辙，津门人贼大胆，只有挨饿，才管得了自己个儿。
只要有一口饭吃，也绝不会老老实实的吃。
反而一定会有人出来，要比别人吃得“俏”，也就是砸饭碗。
好多人的思维模式都是——反正我不砸，也有人在砸。倒不如我先砸，把便宜弄到手再说。回头等别人再砸，我也赚够了。
这甚至成了一种循环反复的历史规律。
包括日后的津门的出租车、京津公路的大巴，食品一条街，五大道的旅游服务业……津门人都是这么一次次的亲手砸了自己的饭碗，最后大家再一起守着饭碗挨饿。
所以还别看津门人从几个京城人身上没少割肉，让几个穿西装的外资高管饮恨回京。
可货到他们手里，因为窝里斗似的的恶性杀价，行情掉的速度也比哪儿都快。
再加上京城那边也没闲着，在投资风险与日俱增同时，哈德门他们为宁卫民当二传手，又把好几千版鼠票，就地倒给了跑京津两地的邮贩子。
这一下可好，流入津门的老鼠，简直淤了，闹上“鼠灾”了。
直接导致津门的鼠票的投资收益率反而急速下降，出货也不大顺畅了。
并且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市场并没有给津门人多少时间反应和调整。
没几天的工夫，熊猫小型张增发的消息，所引发的大崩溃就来了。
得，这一下可真是日本船，满完（丸）了！
眼睁睁瞅着整体市场，不分品类天天在缩水，各种邮品大幅下跌，而且其中还就熊猫和鼠票领衔主跌。
那些接了鼠票没能及时抛掉的津门人这叫一后悔。
情难自已的齐声痛骂卖货给他们的京城人，口口声声痛斥，此仇不共戴天。
最后骂着骂着实在忍受不了，只好闭眼“跳楼”全部出清。
本来津门的邮贩子们在鼠票上挣得就不多。
赶上整体行市雪崩，大部分拿着鼠票的人，都严重折了本钱。
为此，这些人几乎全都熬不住了，就改了行。
比如开个小餐馆，或者去倒卖服装，摊煎饼，蹬三轮等等。
那些侥幸还能留在市场的人也不怎么样。
想想看，连京城邮市都变得交易冷清，其他地方的邮市自然更是人迹罕至。
不出半个月，一宫花园里的邮市门可罗雀。
仅剩的邮票贩子们，只能靠三五成群，打着纸牌，来打发绵长的日子了。
虽然这些人玩儿牌有时也会兴奋激动，凑在一起更不免吹嘘昨日的辉煌，挂在嘴边的都是“想当初，老子……”。
可是想当初又有什么用呢？
他们带来的集邮册放在身边，一天也未必有人翻动一次，能积厚厚一层灰。
邮市的盛况，也已经完全留在记忆里吃土了。
至于说到全国的第二大城市，也拥有着全国第二大邮市的沪海，崩盘惨剧肯定比津门更甚。
1985年这场邮市狂潮照样席卷了很多沪海投机者的财富，让很多梦想一夜暴富的沪海人财富归零，市场在无情的方面，永远是一视同仁的。
只不过沪海毕竟是个老牌投机之都。
早先解放前，各种金融投机活动就在沪海盛行。
不论炒邮票、炒股票，还是扎金子，想当初的沪海人都是全国的引领者。
沪海要自称第二，就没人敢称第一。
所以魔都并不是白叫的，方方面面的情况都要特殊一点。
比方说，那些经历过这些的人，或者从长辈口中了解过去一些情况的人，再应对起类似的情况，总要比其他地方的人多些经验的。
在沪海操纵鼠票的贺军就是这么一个特例。
虽然他这人有点自大，自以为把宁卫民从沪海逼回京城，却一头撞进了宁卫民在沪海和花城的双重陷阱，没少受气赔钱，好一番焦头烂额。
可终归他受过祖父贺老先生的亲手调教，起步就比别人早。
有脑子，有见识，有经验，有胆识，有资金的他，怎么也算是沪海邮届的一方人杰。
他跟解放前，在沪海曾经三天横扫列支敦士登邮票的唐无忌大不一样。
唐无忌富家子弟，俗称小开。
虽有“邮票大王”之称，解放后也在沪海集邮协会充任要职。
可他玩儿邮票也是小开式的集邮，对什么有兴趣不惜重金，重在玩赏，不在升值。
一旦把一种邮票研究透了，也许就没兴趣了，会转入另一个新挑战的领域。
而贺军却是以积累财富为主的卖家和炒家，相比起来，炒家的成色还要更重些。
那么他主要追求的就是邮票升值，然后高价卖邮票给唐无忌那种人获利。
所以他就更懂得市场风向的重要，也更看重市场风险。
尽管糊里糊涂从宁卫民手里吃了亏，可他没继续糊涂下去，反而吃一堑长一智，认识到万事都难预料，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为以防万一，他不惜花费金钱在全国主要邮市都安排了人手，专门观察市场价格的变化，一天给沪海打一次电话。
结果正是这个看似没必要的举动，在关键的时候救了他。
得知全国邮市集体狂泄，贺军立刻意识到大势不妙。
贺老先生生前就一再告诫过他，市场彻底转向的诸多特征。
于是他立刻权衡形势做出了不惜断尾求生的明智举措。
一方面趁着沪海鼠票还居于高位，让助手谢玲坐镇大本营赶紧用各种办法抛售手里的鼠票和其他大路邮票。
另一方面，他带人带货，远避最先崩溃的北方市场，做飞机去更南边的花城去抛售。
以及因为当时交通不便，市场环境相对封闭的成都去兜售。
最终，他以市价六成的代价逃出来二百三十多万的资金。
虽然相较于邮票牛市开始初期的一百六十万的身家，他资产增值也就实现四成，远远不及自己的期望
可要比起那些坐了一回过山车又打回原形，还有那些亏了血本，多年继续毁于一旦的主儿。
他已经无比幸运了。
关键是他还懂得，别人亏的时候，自己不亏也是赚，未来还会有更多更好的吃货机会。
就凭这个想法和他逃出来的那些资金，他已经败中取胜，完成了一半的最初目标，实质性的成为了沪海邮王了。
虽然加冕典礼不够风光，甚至有点屁滚尿流的狼狈，可王就是王。
等到浪潮平息后，他就是沪海邮市上说一不二的主儿。
甚至对于操纵沪海邮市的行情来说，他的权柄反而比起牛市时，还会更重，会更省力。
另外，沪海邮市上还有另外一个几乎完全脱逃幸运儿，也得提一提。
那就是和宁卫民合作愉快的“朱三万”。
市场大了就会有偶然个例，“朱三万”这人心宽体胖，不容易钻牛角尖，而且年纪大了，性子越发慢吞吞。
虽说是被宁卫民当了枪用，可他把鼠票从沪海邮市上抛售之后，毕竟套出了大量现金。
再加上她又怕贺军盯上自己，想仔细看看风色再说。
一时间，他就没急着找个新项目投入大笔现金，就连跟风炒熊猫也是只拿个两三万小玩玩。
所以不管是误打误撞吧，还是小心谨慎，反正市场暴跌来临的时候，正好是他手里现金最多，神经也最敏感的时候。
那他跑起来还能不快吗？
别人还在愣神没反应过来的工夫，他已经把自己所有存货都拿到市场上甩卖一空了。
身家一举突破六十六万大关。
瞧这数儿有多吉利。
如果单从收益率上来看，他很可能是这拨牛市里沪海收益最高的第一名了。
不过有点可笑的是，“朱三万”坐看邮市暴跌，除了必然的庆幸之外，他内心还充斥着对宁卫民的感激。
他居然认为都是靠宁卫民的“好心”提醒，自己才能躲过一劫。
甚至感动得等不及宁卫民再来沪了，主动打了个长途电话到京城，问宁卫民的境况，怕他沦陷在这场灾害中无法自拔。
虽然电话里，从头到尾没提到一个“钱”字。
可老朱的言外之意，却隐隐有要当“模子”，可以给宁卫民提供一定经济资助的意思。
模子就是楷模。
八十年代的沪海刚刚流行一句话，叫“做模子是痛苦的！”
因为做这种人，往往要割肉放血，又叫“吃痛”。
反过来，山东人的算，沪海人的算，沪海人在经济上的态度，却是全国人民家喻户晓的。
沪海人有出名的“三不借”嘛，老婆不借，身份证不借，钞票不借。
在沪海生活，可以没本事，但必须会算，俗称“门槛经”，又叫“刮皮鬼”，是处世第一功。
沪海人甚至能算计到“一鸡三吃”，用洗脸水冲小便，洗菜水冲大便，淘米水洗碗的地步。
哪怕沪海的戆大也是“门槛贼精”，最大特色是“戆进不戆出”。
所以老朱的这种人情温度可真是让人太意外，也让人太暖心了。
这就让宁卫民在结束这通电话后，还真是替老朱全身而退高兴，同时也不免有点汗颜和惭愧了。
忍不住心里嘀咕，这位也太实诚了点，怎么比京城人还局气呢。
他到底是不是沪海人啊？
瞧这事儿闹得，这不是让我卖了，还替我数钞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