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宁的秋季草木干枯,中秋过完一眨眼,树上的叶子就落个干净。
冬天卷着刺骨寒风袭来,老天爷却没有下雪意思,只是又干又冷,叫人难过。
新城的帅府衙门西楼的二层偏厅,刘承宗专门拿来摆放他的舆图,还在桌上做了一副青海农区的沙盘。
最大的一面墙上满是空白,新城书院的几名生员正根据各方面送来的三十多副小舆图,合作绘制成一副巨大的甘肃地形图。
室内,元帅府的将军们正在油灯温暖的光亮里筹备下一场战争——甘肃。
进驻青海四年,通过王自用、兰州参将师襄、海西知县陈钦岱等人多方汇总,甘肃的情报在刘承宗眼中从未如此清晰。
甘肃巡抚叫白贻清,南直隶常州府武进县人士,进士出身,曾任知府、陕西按察副使监管西宁兵备道、陕西参政等职。
甘肃总兵叫杨嘉谟,年过五旬,相较于白贻清的情报,刘承宗对杨嘉谟更为了解,这人是杨业的后人。
凉州有三支杨家将,分别为杨税、杨胜、杨仲玉,杨嘉谟是杨胜的后人。
元末天下大乱,出身江淮杨氏的杨政率领三子二侄追随朱元璋,杨政的孙子杨文生了四个儿子,其中杨胜因兄长杨雄阵亡于讨元战斗中,补入燕山护卫。
后来杨胜追随燕王朱棣打完靖难全场,五征漠北,受封金吾左卫指挥同知、怀远将军,其子杨斌承袭父职后,于宣德六年请求内调凉州卫。
自那时起,杨氏世袭凉州卫指挥使,二百年间世居武威为将,父子并肩、兄弟联手、儿孙相承,永镇西陲。
传至杨嘉谟,已是第八代了。
另外两支的情况也差不多,都是祖先在反元时立下战功,后来世代镇守凉州,他们是刘承宗取得甘肃最大的阻力。
除西宁卫之外,甘肃镇下辖十一个卫、三个守御千户所,在万历四十年甘肃巡按徐养量提出‘分协路以重事权’后,如戚继光在蓟镇所做协路改革,甘肃镇也形成了镇、协、路垂直的三级管辖。
具体就是甘肃镇总兵管辖分协副总兵、分协副总兵管辖诸路参将,在此之前副总兵和参将之间是互不同属,都直接受总兵官管理。
本来在万历之后,甘肃变成了五路辖区,但西宁卫独立出来还没多久,就被刘承宗吃掉了,因此如今甘肃的格局依然是四路分守防区。
这四路是庄浪路、凉州路、甘州路、肃州路。
庄浪路,以庄浪河庄浪卫城为中心,防区范围包括庄浪卫、红城子堡、镇羌驿堡。
凉州路,以武威的凉州卫城为中心,防区范围包括永昌卫、镇番卫、凉州卫、古浪守御千户所。
甘州路,以张掖的甘州镇城为中心,防区范围包括甘州五卫、山丹卫、高台守御千户所。
肃州路,以酒泉的肃州卫城为中心,防区范围包括肃州卫和镇夷千户所。
总得来说,甘肃的旗军员额理论在六万以上,营兵数目在两万左右,不过这只是设计的理论上。
实际上甘肃镇是自打明初就缺额,一直缺额一直补,有逃兵就有勾军,很正常,直到调兵出去打几场大败仗、卫所旗军应募营兵,兵实在补不上了只能减额。
这种问题不单单出现在甘肃,各镇都一样,减额是所有人都高兴的事,毕竟军屯田总数是没有大变化的,人少了,吃粮的人就少了。
所以按照元帅府甘肃降兵估计,甘肃的军队不会少于四万,但多也不会多于五万。
包括军队在内,河西有一百六十二万零七百四十四口,集中在凉州、甘州、肃州三块大绿洲上。
过去刘狮子不敢打甘肃的主意,现在他认为必须试一试了。
倒不是因为如今粮草充足,而是他的军队出了点小问题。
中秋之后,驻扎在新城左近的六个材官、野战营就停止了日常训练和队操,分配驻地,修建可供军民两用的营房,进行备冬。
各营士兵的驻地都分配在可供开垦的地带,士兵们在驻地劈柴火、和泥烧砖、挖茅房、盖屋子、杀猪炖肉、腌菜做酱,准备渡过一个温暖而富足的冬天。
这些事情其实并不一定需要军队来做,但一线将领们在中秋之后都向元帅府汇报,战后军中风气不好,建议找点事情做。
具体到每个营,士兵的心态略有不同,但大体上的问题还是出在卫拉特战争来得太快的隐患上。
元帅府几乎是连着打了河湟大战与卫拉特战役,打河湟大战,他们一共有三万军队,其中精兵不过一万;仅仅不到两个月后的卫拉特战役,就把三万军队派上战场,还有两万多的屯牧营保护辎重。
单单上战场的七个战兵营,就有近两万降兵。
这些降兵几乎没有整训,在被俘、投降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被发给军械铠甲,重新编伍奔赴另一个战场。
刘狮子敢这么干,完全因为他们跟着旧东家吃不饱饭,而且对手还是明军极难叛变的蒙古人。
降军在战争中表现出极佳的军事技能与服从性,符合刘狮子对老兵的印象,这让他在战后稍稍轻松。
他或者说整个元帅府的将军们,对投降明军的态度基本都一样……他们眼里的降兵身份,仅限于一场战斗之前。
早在狮子营时代,他们的士兵就一直以降兵为主,单单如今十三个营将一级的高级将领,魏迁儿是投降驿卒、黄胜宵是延水关降兵、阿六是康宁府降将、阿海岱青是喀尔喀降将。
如今都是自己人。
根据他过去的经验,降兵在经历一场战争之后,就会融入老兵,日后的表现就越来越好,说明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但今时不同往日,就在这些降兵被打败的战役之后,元帅府从大肆封官授勋,除了刘承宗没有称王,已经形成不同于农民军流寇的另一套认同。
那么在这套认同里,就泾渭分明地划出了一条线。
同时刘承宗对降将的政策,也确实把他们区分开来,哪怕在立功封赏上一视同仁,但战前投降保原职、战后投降降品级的规定,也让很多人尽管投降留用,心里也不服气。
最关键的原因还是降兵和军官熟络了。
一开始人们表现好,恰恰是因为有隔阂在。
当这份隔阂跟着硝烟一同散去,降兵与元帅府军官有了些战场友谊,又经历分开种痘,降兵们在海上聚首隔离,闲下来心里就长了草。
其实说到底,还是河湟大战以小博大带来的消化不良。
河湟之战把刘承宗的基本盘扩大了近两倍,与卫拉特的战争却没有在此基础上扩大一倍。
这就导致他的士兵们,上升空间变小了。
编制、官职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就算人人都立功,编制不变,也就只有这么多坑,只有扩编才是消化掉战争成果的最佳方式。
人都是有预期的,吃不饱的时候想能吃饱,吃饱饭了自然就会想升官发财,可眼下立功的该赏的都赏了,剩下没立功的就会羡慕嫉妒,又觉得下一场仗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说些怪话是人之常情。
这事的观条件就摆在这,该升赏的升赏了,没升赏的也专门弄了一批培训升官将来到天山当军官去,消化剩下的人只能等待下一场战争。
而且是能把他的汉军基本盘,扩大一半的战争——甘肃。
在用浆糊、沙子和染料简单制作的青海沙盘上,六个营的驻地分布于祁连山南路、西宁北、新城南的诸多河谷。
从帅府命令上,对他们修建的营房的地点没有太多讲究,只要求在选址、使用上能满足军民两用。
要让军队设身处地的考虑,如果让他们开垦周围的土地,会把营房怎么修。
这些营房当然是要让军士们冬季居住,但同时也是造几个村庄出来,将来能方便到这里拓荒的百姓居住。
就比如张天琳部一个营,以把总为单位分散驻扎在药水河谷流域。
药水河流域拓荒,是刘承宗在与卫拉特开战前就有的打算,当时他就让上天猴计算过,那边至少能开垦出七万亩灌溉田。
军队不会在那边长久居住,刘承宗预计,最迟在明年秋季之前,他们就会同时向兰州和甘肃发起突袭。
与甘肃镇重兵集团的决战最迟不会超过明年秋天。
他不想在秋天打仗,尽管秋天打仗舒服,但依照今年的模样,还没入秋,兰州城左右就集结了上万军队,如果没意外的话,明年夏末估计还是这个模样。
在他看来,进攻兰州和甘肃,即使不选择同时进行,也需要另遣偏师驻扎河口,以范兰州官军渡河。
因此最好的开战时间就是秋季之前,而夏季不方便士兵穿戴铠甲,所以春季为佳。
明年一旦动兵,河湟的军力必然大减,到时候这六个野战营修出的营房,就能留给将来的移民百姓居住,就地开垦田地、修渠灌溉。
这意味着将来移过来两三万百姓,开垦出五十万亩田地,就基本上能把元帅府现有的农区完全开发出来。
三年五载之后,青海的生地成了熟地,能达到正常亩产,以人均六七亩地算,这里又能多养活几万百姓。
到时候不论是再分地,还是留着以备旱灾,都有莫大的好处。
刘承宗和他的乡党们一样,旱灾的威胁已经深深种在心里,考虑任何事情都不免会将旱灾纳入考量之中。
旱田在平时,只是产量没有水灌地那么高,但到了旱灾时候,最先完蛋的就是旱地,若是一个季度的小旱,水灌地几乎没有影响。
即使是连季的大旱,水灌地也只是产量下降,不至于像旱地一样颗粒无收。
河湟如今的水灌地只有三十万亩,如果这个数字能增长到六十万亩,那么就算旱灾来了,对百姓的生活也不会有太大影响。
当然如果旱灾来了,刘承宗肯定要带兵离开河湟,他不离开,河湟再多一百万亩灌溉田才能在养活百姓的基础上,养活他这些兵。
他的军队可比旱灾厉害多了。
刘承宗推开西楼二层的窗子向外望去,呼出的哈气在空气中吐成白练,新城处处为了他的大婚张灯结彩,街道上一车车满载的勒勒车向城内仓房输送。
那是元帅府百工局为军队筹备的新制冬衣,羊绒纺车使羊绒、羊毛织物的纺线变得容易,织造的成品便在第一时间被刘承宗分配给战兵营的将士。
羊绒衣物虽然很贵,但相对效忠于他的军士来说却不值一提。
这不是刘承宗想要邀买人心的说辞,而是在经济上,比起维持军队的庞大花费,一人一件一斤重的羊绒内衫,确实不值一提。
羊绒衣物金贵,但就算按照商品价格去采购,充其量也不过一件一两左右,他不到三万的战兵,每人每年都要开出十二两以上的军饷,大头都花了,刘狮子不介意再添些好东西鼓舞士兵的士气。
关键羊绒衣它确实暖和,发给将士们,效果也确实非常好。
唯一美中不足,是刘承宗想给士兵每人弄一身锦缎或丝绸的中单中裤,苦于原材料不足,只能作罢。
这些东西的成本,对刘承宗来说都不高,他有百工局这么个官办工厂,又掌握河湟的绝大多数物资,白银不过是个等价物,对他们来说粮食才是硬通货。
只要是自己能做的,就像羊绒衣,因为俱尔湾市场和纺车的存在,一件成本还不到两钱银子,只要通过商贾往东边卖一万件,就能抵得上全军配发羊绒衣的成本。
这还是因为兰州也产羊绒衣,在大明羊绒的名字就叫兰绒。
就在刘承宗畅想着将来拿下兰州,对羊绒形成垄断的美好未来时,马蹄在帅府衙门外的街道响起,使者入衙报告,北方的进贡队伍已进海西县境内。
“是哪里的进贡队?”
“回大帅,是喀尔喀右翼长素巴第、东路长硕垒及七部贵族,派人响应大帅称汗。”
刘承宗露出笑容,只不过这笑容却谈不上有多高兴。
随着他和蒙古贵族的联系日深,对其诸部习俗有了很多了解,这种进贡谈不上实质性的臣服,只是礼仪而已,如果因为进贡就认为是臣服了,那是属于臭不要脸给自己贴金。
但如果把这看做寻常礼仪,刘狮子没记错的话,外喀尔喀有三个大首领,除了素巴第和硕垒,还差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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