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5年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的会议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之后不久，北京市委就布置了各局、委、办抽调所属单位的干部，组织成工作队轮流到北京市各郊区、县的农村，落实“农业学大寨”的精神。外贸局负责的是延庆县井庄公社及所有大队，第一批工作队在外贸局军代表董德江的带领下，我公司派出一名同志参加。
现在又开始组织第二批工作队，公司召开了组织第二批工作队的专门会议，由管人事部门的副书记负责，工人不能报名、女同志不能报名，领导干部和干部级的业务人员均可报名，在此大环境中，我们下厂组有3位同事具有报名资格。最后由金饰科程科长、报运科吕书记、计划科的段副科长、银饰科美术设计冯师傅、纳纱科下厂员小章、玉石科下厂员小邓共六名同志组成了我公司将派出的工作队。名单公布后，玉石科的小邓变卦了，他找到科里的书记，反映道：“我爱人在王麻子剪刀厂工作，孩子三岁多，原本想着参加工作队也就是一年的事，让姥姥、奶奶帮忙接送个托儿所，爱人呢除了上班，再多做些家务，也是能克服困难的。但现在我爱人的工厂突然要从崇文门外搬到昌平县的沙河去，每天都要做长途车上下班，就算姥姥、奶奶过来帮忙，也是忙不过来的，所以请求您换人。”左书记说道：“报名可是你自愿的！”小邓连忙说：“肯定是我自愿的呀！再说了，我爱人他们工厂搬家的事都说了好几年了也没动静，谁知道就定在今年了呢！”左书记将情况上报给刘炳炎后反馈道：“现在正是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的重要时刻，审查已经通过并上报局党委了，换人可能性不大，要求服困难，完成任务。”老左回来找到小邓，说明了上级的意思，小邓急了：“不管您说什么，我肯定去不了！”老左厉声说道：“临阵脱逃，是要受处分的！”小邓说：“您随便，我肯定是去不了的！”事情闹到这个份上，我们全科上下也就都知道了，大家都为小邓唏嘘不已。此时我和鲁红俊商量到：“咱们不是也报名了吗？现在咱们去找头问问，看能不能换一下小邓？”小鲁说：“好。我是过来人，特别理解小邓现在的处境，孩子正是需要大人的时候，没病没灾还好，但凡托儿所有个发烧闹病的孩子，准把自己的孩子传染上，上医院花钱不说，孩子遭罪，大人跟着揪心，还得搭上个老人来帮忙，忒闹心。这他爱人上班的地方搬到那么远，也真够难为小邓的。走，咱俩找书记去。”我俩找到书记说明来意，书记肯定了我俩的表现，并表示这事他也做不了主，需要上报党委。没过多久，党委批准了我的请求，可以替换小邓参加工作队，对小邓的行为提出了批评并给予行政处分，后来听说给了他一个记大过的处分，而对我则是在全公司进行通报表扬。其实我的一切言行都夹带着自己的私心，为我调离玉石科埋下伏笔。您想想，中国正在经历着这么大的变故，一会是“化悲痛为力量”、一会又是“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刚消停没两天，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震得是家破人亡、人心撕裂，我们兄弟五人搀扶着刚刚得完心梗的父亲逃到地坛公园，占了一块地方搭建抗震棚，现在全家还都生活在那。如今是“按既定方针办”统治一切，手中的工作不得有一丝怠慢，哪还有机会提调动的事呀！这下可好了，批准我去工作队，就可以交出玉石科的工作了，等从农村回来后，我手上没有工作，就好谈离开玉石科的事了。
上面通知“十一”之前办好工作交接，在此期间到行政科领了3辆自行车、六件公用棉大衣、六床棉被褥、六张单人床的床板，领好后存放在行政科，待出发时随车装走。“十一”假期休息时，我在地坛公园与我爸谈着我去农村后给家多少钱的事，因为这不算出差，没有补助，而全家要在抗震棚里生活，我爸生病后吃的药也多了，这些都需要钱呀！而我一人在延庆农村过日子，不像在公司，就吃一顿中午饭就得了，花的钱肯定也少不了！我们爷俩正在为钱发愁并算计着，此时何元利和新组长董秋名骑着车来到我们家这个抗震棚，代表公司领导向我爸问好，并表示如果有什么困难可以找公司，然后在这四面漏风、头顶苫布的棚里聊了一会也就走了。他们走后，我爸逗着我说：“他们老问咱们有没有什么困难，我真想说‘有啊！缺钱呐！’”。
十月春雷响，粉碎四人帮，神州举杯庆，拥护党中央。我们这些已经交出工作准备出发的人，每天更得去公司了。“既定方针”改成了“过去方针”，也不知我们去农村是“既定”还是“过去”！大家茫然了，在公司无所事事，不去又不可能。终于等到了通知，命令全体同志于10月15日出发，前面还加了句“继承毛主席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