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昌正在花都夜总会唱《堆积情感》时，我接到了市委值班室的电话，得知老书记袁伯守不幸逝世，市委要求张国昌立即回东州参与治丧委员会工作。
我把噩耗耳语给张国昌时，他立刻不唱了，一脸惊讶地说：“能通，结账吧。”
丁能通不知道为什么张国昌正在兴头上，突然要结账，便试探地问：“老板，出什么事了？”
张国昌表情痛楚地说：“老书记袁伯守去世了。”
丁能通赶紧给各位小姐发了小费，打发走了。林大勇喟然叹道：“老书记可是咱东州的泰山北斗啊！”
张国昌心情沉重地说：“老书记是我张国昌的恩人哪。走吧，回酒店。”
回到酒店，张国昌在沙发上抽闷烟，我给他沏了杯茶，他大发感概地说：“雷默，老书记是个好人啊，老人家今年有八十六了吧，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打过游击，搞过地下工作，解放后当过东州市保安司令部司令。后来从副市长到清江省委书记兼东州市委第一书记。退休后任中顾委委员，省顾问委员会主任，不容易呀，特别是退休后这么多年，每年都坚持去几趟农村搞调查研究，写了大量的调研报告，为省市决策提供依据，我和李绍光都是老书记一手提拔的，李绍光殉职了，老书记也走了，我这心里还真是没着没落的。”
老书记的死确实让张国昌很伤感，我觉得让他浮躁的心静一静也好，便关切地说：“张市长，你累了，还是早点休息吧。”说完我起身回了自己的房间。
由于美国没去成，张国昌回东州与出发时形成明显反差，特别低调，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到机场接站的只有孟丽华和马厚。
一上车，孟丽华就把《东州日报》递给了张国昌：“国昌，老书记的讣告登出来了。”
张国昌接过报纸找了半天才找到，在报纸右下角，有火柴盒大小，他哭笑不得地说：“这讣告也就百儿八十字吧。”
孟丽华也觉得字数太少了，咂了咂舌说：“可不是嘛。”
“张市长，”我插嘴说，“按规定，只有市厅局级以上干部逝世才有资格享受这火柴盒大小的讣告，这叫政治待遇。”
张国昌叹了口气说：“要是这样的话，还不如让老书记安安静静地上路，就像回家一样，不惊动任何人。何苦挤在新闻稿件里凑热闹。”
“张市长，”我苦笑道，“老书记何尝不想安安静静地走，只是老书记生前身不由己，死后也身不由己啊。”
张国昌听了我的话似乎有许多感慨，他扔掉手中的报纸惆怅地说：“一个轰轰烈烈的生命，岂是百儿八十字的讣告就可以交割清楚的？”
我抖开《东州日报》仔细读了那百儿八十字的讣告，内心涌起从未有过的悲怆。
袁伯守的死震动了东州官场，有的人像失去了什么，有的人却松了一口气。这些年老书记用人格、人品和威望震慑着东州官场的风气，他的去世让东州官场少了一面照妖镜。
这两天，魏正隆为老书记的一份遗嘱难了心。早晨刚上班，他就把常杰和张国昌请到办公室。常杰年轻时是篮球运动员，一米八的大个儿，红脸膛，一副关公长相。
“找你们两个来，是有一件事和你们商量商量。”魏正隆深沉地说。
“是老书记的事吧？”张国昌猜测道。
“正是，”魏正隆酋肯道，“老书记死前留下一份遗嘱，你们俩先看看吧。”
张国昌和常杰看后都吃了一惊。
张国昌诧异地问：“老书记有这么多钱，四五十万呀！”
常杰也惊异地问：“全部捐献给希望工程？”
魏正隆淡淡一笑说：“这笔钱是老书记的同胞弟弟这些年从台湾陆续寄给他的，他竟然一分钱没动。当年为了抗击日寇，老书记参加了八路军，他的弟弟投奔了国民党军队，后来跟随国民党军队去了台湾，近几年兄弟二人才联系上啊。”
张国昌和常杰听后都唏嘘不已。
魏正隆接着说：“袁伯守同志的高风亮节值得我们敬佩啊。但是，我个人的意见是，这个遗嘱我们不能完全执行。你们想一想，老书记的一儿一女都下岗了，从小就跟他吃苦，没跟老书记享什么福，目前的生活条件很不好，再说，他老伴儿跟他吃了一辈子苦，身体也不好。我的意见是，象征性地拿出五万元给希望工程，其余的四十万，还是给他老伴儿和儿女留下过日子吧。”
常杰当即表示同意：“我相信老书记在天有灵会理解的。”
张国昌迟疑了一会儿，也表示同意。
“这份遗嘱一定耍保密，让老书记静静地走吧。”
魏正隆伤感地说：“常杰，你抓紧定治丧委员会名单吧。国昌，你负责布置灵堂，抓紧办吧。”
在卧龙岗革命公墓，袁伯守的灵堂庄严肃穆，花圈里三层外三层地摆着。为布置灵堂，林大勇等人已经忙了一宿了，张国昌不放心，指示朱玉林全权负责布置灵堂和守灵。
朱玉林一大早就过来检查，他背着手围着花圈绕了两圈，终于发现了问题。
“大勇，”朱玉林严肃地说，“李老和黄老送的花圈，摆错位置了。”
林大勇觉得朱玉林是吹毛求疵，他辩解说：“他俩都是副省级，还分什么先后呀？”
朱玉林强调说：“虽然级别一样，但黄老的资历比李老要老一些，还是调过来，黄老的摆在前边。”
“秘书长，”林大勇不理解地问，“不就是送个花圈嘛，他们常年不住在东州还分什么先后。”
“大勇，”朱玉林认真地说，“这叫政治待遇，可不能马虎，弄错了传到黄老耳朵里，非给张市长惹麻烦不可。”
我陪张国昌到灵堂时，朱玉林正在给林大勇上政治课。
张国昌在灵堂门口就听到了，他接过话茬说：“大勇，李老和黄老虽然常年住在省外，但政治待遇你不能动人家的。”
“张市长，”林大勇哭笑不得地说，“这下我可明白了什么是官本位思想了，给死人送个花圈还要分个资历和级别。”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省一级领导的追悼会，场面之大令我震撼。晚上回到家，我情绪有些低落，一个人躺在床上猜想，这么热闹的追悼会一定不是老书记的本意。
杨娜看出了我的心思，她递给我一杯水说：“默，追悼会的场面一定很大吧？”
我抿了一口水说：“太隆重了，光各级领导的小轿车就有一千多辆，交警主力都到卧龙岗疏散交通去了。参加追悼会吊唁的人流足足排出了一公里。”
杨娜坐在我身边叹了口气说：“为什么人一有了资历，有了级别，第有了官位，连死都不能清清静静的？”
“娜，”我坐起来问，“你知道追悼会上，谁哭得最伤心吗？”
杨娜摇着头问：“谁啊？”
“当然是张国昌了，”我冷冷一笑说，“在东州官场上，只有李绍光跟老书记感情最深。李绍光要是活着，哭得比张国昌还得伤心。老书记是个廉洁的人，这些年来，过年过节去老书记家看望的现职领导不少，但没有人敢送东西，更没有人敢送钱，但空手去又不好看，于是，就送花篮。一到过年、过节，老书记家桌子上、窗户上、地板上摆满了鲜花，唯有李绍光和张国昌敢送点东西，但东西也不过是两桶油、一袋大米什么的。娜，这两天我一直琢磨一副对联：佛号经声唤回苦海名利，晨钟暮鼓惊醒尘寰梦迷人。我想好了，我得想办法离开张国昌。”
杨娜秀眉一挑问：“他能放你吗？”
我思忖着说：“通过朱玉林、丁能通这些人斡旋一下试试吧。”
“默，你要是真不当秘书了，我就出国驻外，咱们苦熬两年，也好有个家底。”
我自嘲地说：“那我不成吃软饭的了？”
杨娜开玩笑地说：“你现在是该软时不软，该硬时不硬。”
我一骨碌将杨娜搂在身下喘着粗气说：“我现在就让你尝尝硬的滋味。”
佟广真从美国回来后，逢人就讲他在美国的历险记。他走进李国藩的办公室，俨然一位英雄。当佟广真将双手捧着地球的人居奖杯捧到李国藩办公室时，李国藩激动不己，他让陈建样请最好的摄影师在他的办公室神采飞扬地拍了一张怀抱“人居奖”奖杯的大照片，第二天就挂在了办公室。
正在李国藩欣赏着自己灿烂的风采时，佟广真迈着方步走了进来。
“李市长，”佟广真恭维道，“这‘人居奖’杯捧在你怀里和捧在我怀里就是不一样，你看你捧在怀里奖杯闪闪发光，提升了奖杯，我捧在怀里，奖杯不发光，我脸上发光，奖杯提升了我。”
李国藩听罢哈哈一笑，和蔼地说：“广真呐，这次你是受命于危难，为东州市立了一功啊，我代表东州市的老百姓谢谢你了！”
“李市长，”佟广真抱屈地说：“不瞒你说，我在美国过海关时，脱得就剩裤衩了。”
“广真，委屈你了，”李国藩关怀地说，“你这一去美国，我还真舍手，全国市长联席会议这届在东州开，怎么开好，你还得多操心啊！”
佟广真巴结说：“我是个士为知己者死的人，谁让你老兄赏识我呢，用个词这叫领导艺术啊！”
“广真啊，”李国藩深有感触地说，“任何一件事，只要玩成了艺术，就他妈妙不可言、意趣无穷啊！你我的道行离艺术还差十万八千里呢。”说完开怀大笑。
佟广真不无感慨地说：“这官场犹如登山，怪不得一位登山家说，登山不是一种理性行为，它是欲望战胜了理性。”
李国藩赞同道：“干事业就要有一种登山精神，更要有登山的欲望啊！”
佟广真话里有话地说：“李市长，命中八尺，难求一丈啊！”
李国藩听出了弦外之音，安慰道：“广真，太悲观了，要对自己有信心，你的事在我李国藩心中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