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副市长走了一个星期了，一直没有关于谈判的任何消息，李国藩心急如焚。估计谈判应该有结果了，李国藩让秘书陈建祥打了几次电话联系张副市长一行，但是元论是张副市长的手机，还是丁仁杰、李凤江的手机全部关机。李国藩又派陈建祥找到我，问我与张副市长有联系吗？我说，前两天测算回报率找我要资料联系过，这两天一直没有联系。陈建祥回去汇报后，李国藩预感到谈判一定不太顺利，他有了做两手准备的打算。因为这两天，市驻京办主任丁能通打电话向他汇报，国家开发银行对投资银环路也感兴趣，李国藩听后很振奋，按理说，他应该马上动身进京去拜会国家开发银行，但是，他对香港黄河集团的谈判仍抱有一线希望。
李国藩是个眼睛里不揉沙子的人，他觉得张国昌应该是个识大体的人，无论谈判成败与否，都应该在第一时间向他汇报，张国昌一行不仅一点消息没有，简直就像失踪了，李国藩倍感蹊跷。他让陈建祥联系到孟丽华，并亲自与孟丽华通了电话，孟丽华说也没有丈夫的消息，但承诺一旦有消息立即让丈夫给他回电话。
不过，李国藩与她通完电话后，当天晚上我就接到了孟丽华的电话，她说明天上午十点张副市长抵达东州机场，而且一再嘱咐不要向任何人泄露张副市长回东州的时间，还说你大哥不喜欢前呼后拥地去接他。
我对张副市长的低调很赞赏，放下电话后，我把张副市长明天上午回东州的消息告诉了杨娜，杨娜当时就摇头说，明天上午十点根本没有香港同东州的航班，香港回东州的航班是下午三点钟到东州机场。杨娜在香港启德机场工作过半年，对香港飞东州的航班很熟悉。我说孟丽华明明说是明天上午十点钟嘛！杨娜仔细想了想说，明天上午十点钟倒是有一班澳门回东州的航班。
杨娜一提到“澳门”两个字，我心里咯噔一下，张副市长去中央党校学习以后，有几次周末他给我打电话，说是和同学在北京郊区郊游，但是我的手机屏幕上显示的号码都不是北京的，还有两次在手机内听到港澳一带人说话的声音。我知道他在跟我撒谎，便找到电信局的朋友帮我查了一下号码，结果电信局的朋友告诉我，那些号码是从澳门打来的。
我赶紧让杨娜帮我查一下，看看明天上午十点从澳门回东州的航班是否有张副市长一行。杨娜给同事打电话，结果杨娜的同事果然在电脑中查到了张国昌、丁仁杰、李凤江、赵奎胜的名字。
我问杨娜，只有这四个人吗？杨娜确定只有这四个人。我心想，还有四名工作人员，为什么没有跟张副市长他们在一起呢？一大堆狐疑顿时涌上我的心头，没给张副市长当秘书的时候，我只知道他喜欢打扑克；给他当上秘书后，我经常听到关于张副市长好赌的信息，我一直不太敢相信，难道张副市长在中央党校学习，会在周末飞到澳门赌博吗，难道他在香港与香港黄河集团谈判也会绕道去澳门赌博吗？简直不可思议，难道张副市长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看来，孟丽华是知道丈夫行踪的，不然她不会对我千叮咛万嘱咐，不让任何人去东州机场接机，孟丽华的谨慎反倒使我的心揪了起来。
晚上，我失眠了，我怎么也睡不着，总是有一种要哭的感觉。窗外下起了小雨，风不知疲倦地吼，仿佛世界有无穷的委屈要述说，我面对窗外，聆听风的怒吼，仿佛站在了入世与出世的边缘，心情飘荡在胡思乱想中。
雨淋在窗上，我像一只空旷海底的鱼，游荡在深不可测的寂寞之中。雨中的空气在秋风的怒吼中仿佛要燃尽，街上的车似乎漫无的地奔驰，使得燃烧变得更为湍急。风的吼声随着夜的深沉而散去，雨却若狂风拍打着玻璃。望着夜色里的灯光，我的身体似一片落满雨滴的玻璃，不知道这种透明是不是一种纯洁……
第二天上午十点，从澳门飞抵东州机场的航班非常准时，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张副市长一行很清静地离开了东州机场。
在车上，张副市长用车载电话先向魏正隆汇报了与香港黄河集团谈判的情况，接着又拨通了李国藩的电话，“老板，我已经回到东州了，向你汇报特大喜讯，谈判成功了，一切都按我们预先设计的思路走的，就等你签字了。”
李国藩听了张国昌的汇报显然很高兴，“国昌，这件事干得漂亮，我给你记上一功。不过，这么重要的消息为什么你人到东州了才通知我呀？”
“老板，不瞒你说，这次谈判太熬心血了，几天几夜没怎么合眼哪，谈判刚结束，我就发高烧，烧得死去活来的，从香港登机前还三十八度呢，而且中央党校还让交一份哲学作业，我这次回来把谈判中遇到的问题解决后，立即就飞回北京。老板，这次我就不当面向你汇报了。”
张副市长挂断电话后，孟丽华不解地问：“国昌，李国藩等你这个消息，电话都打到我的办公室去了，你们去了八个人，那四个人没跟着去澳门，怎么安排的？”
张国昌诡谲地一笑，“我放了他们两天假，免费让他们茌香港玩两天，这次谈判很辛苦，也该犒劳犒劳他们。”
听到这儿，我全明白了，我心想，原来那四个人被收买了，看来那四个工作人员应该是今天下午三点钟飞抵东州机场。
正想着，张副市长突然问：“雷默，我离开家这些天，有什么大事吗？”
“没什么大事，”我支吾着说，“只是，只是有一封魏书记批示的匿名信，反映丁仁杰挪用公款，收受贿赂、乱搞男女关系的。”
张国昌像是被马蜂蜇了一下似的问：“魏书记怎么批示的？”
“魏书记批示：请国昌同志阅处。”我察言观色地说。
“匿名信带来了吗？”张国昌不动声色地问。
我随手从皮包内掏出匿名信递给他。
张副市长接过匿名信看了看说：“先放我这儿吧，回头我听听魏书记的意见。”
我上任以来，接到了几十封揭发丁仁杰、李凤江等人挪用公款、行贿受贿、乱搞男女关系的检举信，这些信都是匿名的，每次给张副市长时，他都是一笑了之。然后就塞进了碎纸机。今天这封信，由于有了魏书记的批示，张副市长没敢怠慢。因为按组织程序，他必须向魏书记反馈他的意见。
张副市长收起匿名信后不屑地问：“听说李绍光牵头搞了个追缴煤气拖期开栓资金领导小组？”
我点了点头，“已经开了全市工作会议。”
张副市长冷哼了一声，“这个李绍光，专拣棘手的活干，也不怕得罪人，这是要收买人心啊！常言道一山不容二虎，时间长了，他就不怕魏书记有想法？”
我没敢搭茬儿，随手递给他一个牛皮纸袋，“张市长，这是您走这些天的报纸和主要文件。”
张副市长接过去翻了翻报纸，像猛然想起个事儿似的说：“雷默，最近中央党校留了一个哲学作业题，让每一位学员写一篇文章，要用马列主义的哲学原理结合实际工作写，你先帮我琢磨琢磨。”
我知道这不是一般的琢磨，这是张副市长到中央党校的第一篇文章。张副市长心气很高，凡事都要争个第一，我又一次感到了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