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维泉说：“企业上市股票有人收购不是大好事吗？”
钱处长说：“我也这样认为的，阚行长带过来的那两个处长说股票上涨也是双刃剑，股票牛市股东受益是好事，如果大量散户的股票被人有目的的收购，有可能出现两个结果：
一个是企业被他人控股，再就是那人突然把手里的股票大量抛出，连续几个跌停，让你的企业破产，或濒临破产后他再低价购买回去。”
谭维泉对股市方面的知识也是近乎于零，问道：“周主任呢？”
钱处长说：“他和小方都在这边办公室里。”
谭维泉道：“你让他们过来吧，再通知周主任过去听汇报，我手头上有几个急需处理的文件，就不过去了。”
刘震龙在电话上近乎命令式的狂吼让他心里很不爽，他不会任由刘家摆布，刚才说的宽限一周已是他给刘家人情的最后一次报答。
他要静下心来考虑下一步怎样应付来自刘家的报复。
由于那个时代企业上市对各地来说还是尝试，对上市企业出现的问题政府和银行都很重视。身兼省金融监督管理局长的阚行长亲自出面，省金融监管局和省体制改革办公室各来了一名处长。
公司这边，董事长带着一直靠上做上市工作的两名经理前来汇报。
周胜利手头的材料显示，太宁电子公司的前身太宁半导体厂是七十年代成立的街道办小厂。
那时收音机是奢侈品，政府开始普及广播喇叭，要求无论城乡，有线广播要进每家每户。刚成立的半导体厂主要是用半导体元件组装广播喇叭，后来发展为生产半导体收音机，再后来生产黑白电视机。
企业的生产技术含量不断提高，规模也不断扩大，由街道办小厂升格为市里的大集体企业，企业名字也由某街道半导体厂更名为太宁市半导体厂。
国家政策进一步放开后，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更名为太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工厂原厂长王振业购买了百分之三十一的股份，成为公司最大股东，被选为董事长；原来分管生产的副厂长崔元好和分管市场的副厂长葛成良分别拥有企业百分之十的股份，为公司董事，其余百分之四十九的股份由厂内其他员工认购。
公司董事会由三名大股东组成，监事会由其他小股东代表组成，原工厂工会主席被推选为监事会主席。
太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改制盘活了大量资产，增加了生产设备，生产能力较改制前提高了一倍还多。
公司在大盘上市以后，股价提高了二十余倍，认购原始股最低的员工，手中的股票价值过百万元，三大股东一跃成为亿万富翁。
三大股东到省政府这边来汇报的只有董事长王振业一人。
他在汇报中说道：“古人云，人共患难易同富贵难。我们三个人从在街道小厂创业就捆在一起，从来都是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块使，性格上虽然有些不合，大事上也从没有过分歧。现在都是身家过亿的大富豪，各人想的不一样了。
我们现在已经有自己的专业技术人员，由于改制时我们有意识的拿出一部分股份卖给普通员工，改制后留住了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员工，所以车间员工队伍稳定，操作水平较高。
我想不断地瞄准市场，用企业上市融来的资金引进新的技术，开发新产品，增强市场竞争力。
董事崔元好也主张开发新产品，他不主张技术研发促进产品升级换代，认为升级换代投入太大，而是在原有技术水平上不断推出新样式。
另一个董事葛成良主张企业继续走组装加工的路子。
他认为通过技术研发实现产品升级换代投入成本高，见效周期长，市场认可度增长缓慢，而利用股市融资增加机器设备和工人，为国外大企业的产品组装，不需要技术投资，不需要打市场，见效还快。
他还联系了某发达国家一家知名电子企业，为他们组装目前在国际市场十分畅销的一种电子产品，主打国内市场。
三个人三种观点，谁也说服不了谁，企业的发展方向定不准，股市融来的资金躺在帐上睡大觉，大量的生产利润被流资成本分摊后帐面出现了利润率大幅度下滑趋势。
股市对企业经营的反应是非常敏感的，近半个月来企业在股市上一直走低，还经过两次跌停。
省金融监管局的唐处长是规范太宁电子上市的金融专家。
他说：“太宁电子在经过半个月走低后企业效益数字并没有见好，公司董事会也没有拿出让人亮眼的发展规划，昨天股市突然出现牛市，股票被抢购，股价上涨，还出现了一次罕见的涨停。今天上午开盘不久就出现了大批股票被收购的现象，把股价再度抬起。”
他分析道：“这种现象极不正常。我被局里任命为几家上市公司的金融顾问，深感责任重大，昨天晚上我就电话通知了王董事长，让他通知崔董和葛董，他们三大股东手里的股票千万不要看着价高往外抛售，以保证对企业的绝对控股权。
王董说，昨天晚上他就与另外两位董事打通了电话，转达了我的意见。
今天上午太宁电子股票交易势头不减，我与王董再度给崔元好、葛成良两位董事打电话，询问他们手里的股票情况，但是两位董事均关机。
现在是上班时间，两位董事均不在办公室且手机不开，呼机不回，与现在不正常的股市加在一起，越发显得不正常。”
周胜利试探性地问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如果三大股东手里的股权加在一起仍然是百分之五十一的话就不怕被别人控股，你需要确切了解他们手里的股权究竟还有多少？”
唐处长说：“王董说他大儿子手里的股票卖了一小部分被他给制止了。我想摸一下底子，他们三大股东手里的股份还能占多大比例。如果他们三人手里的股权仍然不低于百分之五十，你就不担心企业控股权易人。但崔元好、葛成良两位大股东的失联让我现在很担心。”
王振业说：“全怪我，当初改制时我听说按照法律规定股金分红也应交纳个人所得税，为了少交税，把我的那百分之三十一股权给老伴、两个儿子和闺女都分了一部分。没想到改制后股票升值过了二十倍，大儿媳红了眼，带着我大儿子的身份证去卖股票。
我听说后让儿子去追时已经晚了，她的股权切割手续全部办妥。幸亏她不懂得电脑操作，不然我大儿手里的股票全让她给卖了。”
唐处长说：“另外两个股东玩失联，他们手里的股票什么情况现在一点数也没有，我有种不好的预感：收购股票的人就是为了掌握企业控股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