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中华紧追不舍：“你与皇甫高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把这个复印件交给你？”
在审讯中，被讯问人与讯问人之间的较量如同两军对垒。开始的时候，被讯问人在意志上严防死守，让讯问人得不到任何有用材料，但是当意志崩溃时就像军队溃败一样，一发不可收。
彭友道此刻就的意志已经被摧垮，交代问题真的是“竹筒倒豆子”一般，一粒不剩：
我与皇甫高是初中同学，初中毕业后我就去了工厂，从学徒工一直干到车间主任，觉得在工厂这样干没意思。前几年开始搞承包经营，我承包了市区的一个小工厂，承包三年挣了些钱。
前段时间承包期满，人家把工厂收回不让我包了，后来才知道让区里一个领导的亲戚以一元钱的价格把工厂买去了。
有一次皇甫高回省城，我们几个初中同学一起吃饭，我说打算告那个一元钱买去一个工厂的区领导。皇甫高说：“现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行企业产权有偿转让，一元钱甚至0元购买的是企业的资产和全部债务，你只看见那么大一个工厂，没有看到工厂所背负的巨大债务。”
我对他说：“你们这些当官的都被表面现象骗了，企业资产一百万元，欠债一百万元，好像企业的净资产是0。这只是哄你们这些当官的。难道企业的发明专利不是钱？企业市渠道不值钱？企业的技术工人不挣钱？”
我知道他看起来聪明，实际上是个白痴，故意问他：“这样的企业你们如果实行产权有偿转让，可以多少钱卖掉？”
皇甫高果然是个白痴：“理论上0元，但还要交上象征意义上的一元钱。”
我对他说：“其实企业财务帐上的设备资产是折旧后的资产，就是折到0，只要维护保养得好，设备还能使用。此外，工厂的技术工人、产品的销售市场，这些不能通过金钱体现，但对厂领导来说都是钱，有时候比设备还值钱。”
我主动问他能不能到他当县长的营川县里来买个厂，见他答应得不痛快，我就说：“挣了钱两人分。”
他说回县里后再通知我。
过了十多天他打电话给我，要我来一趟营川。
我来到后他在县招待所给我接风，向县政府办公室的主任介绍我是省城来的企业家，在省城有两个工厂。
吃过饭后，在我住的房间里，他把那份有他和周书记签字的的复印件拿给我，说：“我都给你办妥了，你的话也得兑现。”
这十多天我也没有在省城闲着，与搞企业的朋友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们当中有的也是低价买了工厂，少数自己经营，多数转手整体出售或卖掉部分设备。
我在同他们沟通时发现，他们转手时避开了工厂原来的欠债，把实有资产压低价，看起来卖贱了，实际上把工厂的欠债甩了出去。
我对这位皇甫高老同学很了解，他这个人眼里只有自己，向来不考虑别人的利益，与他会面时我拿定主意，成为农机厂的股权拥有人后立即把工厂卖掉，把卖工厂的钱分一部分给他，让他不找我的茬。
我卖了农机厂后给他十万，他说十万少了，他还要给周书记送十万，毕竟当初是周书记同意我才能当上企业老板的。
我想他说得有道理，又给了他十万，让他转给周书记。我没想到周书记得了钱还揪着我不放，所以我就把让皇甫高转钱编成了我亲自送，连同我给皇甫高的那十万也说送给了周书记。”
待他说完后，李中华问他：“你怎么知道那十万块钱皇甫高会转给周书记的？”
彭友道说：“我不知道，是皇甫高自己高自己说的。当时我真信了，现在想起来周书记如果是真收了我的钱，不可能揪着我不放。真应了那句老话：捎话容易捎多，捎钱容易捎少。”
李中华觉得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嘱咐了办案民警几句话，然后出门去了隔壁监听室。
监听室里，赵茹和欧阳雄还是一脸凝重。刚刚证明书记没有问题，县长又被牵扯进去了。
重案一室的主任说：“咱们分头汇报吧，看来我这趟注定了不能白跑一趟。”
他们一同去了县委周胜利办公室，赵茹几人把彭友道检举他收钱，李中华假扮他戳穿了彭友道的谎言，却又从彭友道的交待中得知他给了皇甫高二十万等过程向周胜利作了汇报。
周胜利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和一份农机厂改制的报告原件，递给了他们。
照片上拍的是那份报告的审批单，与报告原件对比，照片上没有皇甫高推荐彭友道的那一大段话。
周胜利说：“从皇甫高手里拿来这份报告原件，我就怀疑皇甫高同志与彭友道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单纯，但截至目前农机厂的资产没有流失，如果这件事平安过去，我就不打算追究了。”
地纪委重案一室主任把照片和报告原件装到文件包里，说：“周书记在场，我就不用专门向你汇报了，现在我就打电话给我们领导汇报，领导同意后，我得把皇甫高同志带走。”
周胜利说：“你是上级纪委领导同志，我们是下一级党委，全力配合你们的工作。”
两个小时后，地纪委来了一辆小车，带着皇甫高离开了县综合行政办公大楼。
第二天地委通知，赵茹把县委的工作移交给另一名副书记韦洪坤，主持县政府工作。
赵茹接到通知后自嘲地说：“我这是二进宫了。”
几天后，彭友道把卖农机厂得到的钱全部退还给腾子明，后被取保候审。
腾子明拿着彭友道退出的钱回到了南方，彭友道也得到了县政府退还的当初买厂时交的一元钱。但是他向皇甫高行贿的二十万元钱却作为脏款被没收上缴国库，回不到他的手里了。
皇甫高本来想着与彭友道勾结一起联手扳倒周胜利，在得到一笔巨额收入的同时，为他被降职的老子出一口气的，害人不成最终还是害了自己，不仅丢了公职，还得在铁窗内呆上几年。
此是后话。
就在皇甫高被纪委带走的第二天，周胜利、赵茹和县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的部分人员来到了县农机厂，召集该厂改制前的中层以上干部和工人中的部分技术骨干开了一个座谈会。
会上，周胜利代表县委县政府向与会人员道歉：
“在农机厂的改制工作中，由于我们工作不扎实、不细致，导致企业股权有偿转让中出现了重大失误，工人不能上岗，企业不能生产，我作为县委主要领导，负有主要责任。
现在企业深化改革又回到原点，我和主持县政府工作的赵书记，还有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的同志一同来征求各位意见，我们深化企业的改革如何改，或者说企业股权有偿转让如何转。
为了让各位明白上级关于深化企业改革的精神，先请经改办的同志与大家一同学习上级有关文件精神。”
第一次改制当中也学习了文件，但多数人觉得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根本没有注意听。改制当中出现的几次波折他们都听说了，更现实的是两个月没上班，没人发工资。这次学习上级文件，他们听得很仔细，有的地方还提出来让经改办的同志给解释。
学习完文件后，大家发言，提出了改制的方式：新的工厂股权人选择对象优先考虑本厂干部工人，本厂没有人报名后再考虑厂外人员；报名的人如果是在两个以上，像当初竞争工帮承包人一样，报名人讲他的经营思路，工人投票，以但票数只作为领导定夺企业股权人的参考。
与会人员的发言中，周胜利通过观察发现，年轻人，对工厂的新技术、新设备掌握得好的人情绪高涨，毫无顾及地说：“现在一台机器设备上要养着老的、带着新的，真正干活的人三成里没有一成，改制后谁行谁干，不行的不能老让别人养着。”
而年纪大一些的老职工情绪低落，老是向他和赵茹打听改制后下岗的职工政府给予什么补贴。
他知道这些人曾是农机厂的中坚力量，为工厂的发展做出过较大的贡献，但工厂要生存和发展，必须不断引进新技术，重用新生代。
他正在为这些老职工的生存担忧时，一位老职工的发言使他眼前一亮。